最近，兩則有關導盲犬的新聞，引發了公衆的關注。
其一，北京的盲人徐女士在帶導盲犬乘地鐵時，因未給導盲犬佩戴防護用具而被工作人員阻攔。其二，盲人民謠歌手周雲蓬在前往杭州演出時，多家酒店拒絕了他帶導盲犬入住的要求。
細看這兩件事，裡面都有一個關鍵詞——“規定”。
第一件事中，《北京市軌道交通運營安全條例》裡，明確了“導盲犬可以進地鐵”。但也同時規定，“應當佩戴導盲鞍和防止傷人的護具”。盡管有人指出，佩戴嘴套等護具會因不利於散熱，導致導盲犬難以正常工作，但地鐵工作人員也只是照章辦事。
第二件事中，雖然相關法律法規允許視障人士攜帶導盲犬出入賓館，但如果嚴格區分“出入”和“入住”兩個概念，拒絕其入住也談不上違規。
我們不准備用諸如“狗是人類的朋友”一樣訴諸情感的措辭，更不准備為導盲犬爭取什麼“權利”。更確切的說法是，導盲犬是盲人用以輔助生活的工具，就好像拐杖、輪椅一樣。
即使工具沒有權利可言，但弱勢群體卻應該有正常使用工具的權利，社會也有責任保障這樣的權利得以落實。為攜帶導盲犬提供方便，與在公共場所設置盲道和無障礙設施一樣，本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
之所以導盲犬會引發爭議，原因不難想見：因為與普遍意義上的“工具”相比，它的動物身份讓其對外界的影響更大，換言之，有更強的“外部性”。
盡管早有人提出，導盲犬經過長期訓練，已不具備攻擊性。但對於一部分乘客來說，對某種動物的恐懼和排斥心理是客觀存在的，這與導盲犬會不會造成事實上的傷害關系不大。之所以將要求佩戴護具列入條例，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照顧這樣的普遍心理。
客觀而言，因為導盲犬在我國應用的時間不長，公衆對其接觸不多，接受程度的確存在差異。事實上，允許導盲犬進入地鐵的規定，直到2015年才正式實施。相關法規存在需要細化和調整的地方，是應該理解的。
在承認和理解個體心理的前提下，管理者不應該停止對“最大公約數”的追求。公衆觀念的演變，盡管需要過程，但應該成為呼籲和倡導的方向。應該重申的是，對導盲犬的寬容與接納，本質上是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這正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應有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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