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芸英
時序進入秋末，微風徐徐，午後陽光燦爛，我在這舒適的天氣中，造訪了位於新竹縣竹東鎮的工研院。
這趟採訪起因於公行系教授林聰吉的一句話。有一次跟他聊天，他突然問我，「有一個人你認識吧？邱建智。這人啊，重建過程有著如『鋼鐵般意志』，我也是中途失明者，原本以為自己在視障圈中算是意志很強的，沒想到他比我更厲害。」我對邱建智略有所聞：台大機械研究所畢業、英文好、個子不小；不過林老師這番話激起我的採訪興趣，我透過email向邱建智表明來意，他回信中謙虛的說，「上淡江的網路電子報實在不敢當，但能與年輕人聊聊倒是蠻樂意的。」
搭上往竹東的車，我一路不安。這是邱建智走出工研院唯一的公車，但車內左右兩排都是雙人座，使得走道變得很窄。我從清大上車，沒位置，站在中間靠前的走道，此後每一站都有人上下車，其中一站上來幾個老人家，但放眼望去，居然卻沒人讓位；爾後不管是上車或下車，我都被乘客推來擠去甚至幾度被推到後段，這使我精神緊繃，因為這意味著待會兒下車我得突破一層又一層的人牆才能擠下車呢，「那邱建智要怎麼辦？」這樣惶恐的情緒在歷經搭車的煎熬後遇到他，「敬意」油然而生。
邱建智長得高瘦，白色夾克配西裝褲，很「公務員」的打扮。
「來，我帶你。」我伸出手肘，一般視障者遇到我都會主動收起手杖；但邱建智卻堅持自己走，「跟著我，先到我宿舍坐坐！」
他的宿舍在一進工研院大門的左邊，地理位置簡單。沿路他將手杖筆直的打在突出於路面的紅磚道上，呈九十度直角行進。但這一小段路並不好走，因為遇到周五下班時間，有三部交通車停在路旁，他的手杖打到車，人差點撞上門；好不容易走到宿舍，他一手摸牆壁，摸到第二扇門，直接推進去，「我住這裡，」他說。
這房間簡單乾淨，一張床、一張桌椅，地上一個臉盆，裡面有盥洗用具，窗邊則晾著衣服，牆上的櫃子有幾包泡麵和紫菜湯……「等一下我帶你到餐廳用餐」，他表明要請客，我當然恭敬不如從命囉！然而，接下來我們用比剛剛艱難好幾倍的力氣才走到餐廳，沿路狀況頻仍。
從宿舍到餐廳，我們每前進一段路都像戰鬥，更像探險，因為他都要在該區塊停格，確定地形無誤後再前進，這緩慢的速度讓我牢記每一個風險。例如他走到某一區要找一個凹下去的「地形」，以此地形為依據再走到對面；但手杖打了老半天卻找不到凹處，後來我才發現該凹處被一部轎車佔領了。又如走到餐廳附近，它位於天橋下的地下室，該區有個花臺，平常他會用手杖打花臺旁的磚牆以確定位置，但當天有人坐在花臺邊，他不好意思打，不知不覺往前走卻過了頭；返回時，為了確定天橋下的位置，他來回反覆的定位。還有，到地下室後，他打在地上的手杖突然拉起來敲上面的天花板，我被這神來一筆嚇著了，「這是我找餐廳的方式，因為這裡有很多粱柱，有梁柱的地方有天花板，沿著天花板找比較快也精準。」邱建智打到某一梁柱，他露出笑容，語帶輕鬆的說，「餐廳到了，就是這裡。」笑容裡隱藏幾許成就，「每個環境都有不一樣的結構，也許每個視障朋友都有能力找到適合自己行動的方式吧。」我終於體會了林聰吉老師說的他如「鋼鐵般的意志」了。
工研院，是邱建智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工作的內容包括設備的進廠、連線、試運轉、生產測試、產能檢驗與驗收等過程。其中為了負責搞定其中2台設備的安裝現況，而於民國83年首度踏出國門，遠赴法國和比利時。
民國84年7月，他請調機械所南區。但這段時間，他不管騎摩托車或開車，常有瞬間幾秒視力消失的現象，他起初不以為意。然而這狀況卻愈來愈嚴重，右眼逐漸失去視力，左眼也看不清楚，他才到醫院作全身健康檢查。醫生在做電腦斷層掃描時發現他腦部有一顆直徑六公分的瘤，並證實那是「腦膜瘤」。
開刀前醫生告訴他，這顆瘤附近糾結著視神經和聽覺神經，開刀後有兩種結果：一是看不見，二是聽不到；但如果不開刀，可能危及生命。邱建智決定開刀，經過十七個小時的大手術後答案揭曉：他喪失了視力。
雙眼幾近全盲的他，在台南老家修養半年後再開第二次刀。原來第一次大手術醫生本打算一股作氣，將腦瘤一次解決，但考量到手術過程中，邱建智曾大量出血，怕他身體承受不起，所以腦部還有直徑3.5公分的瘤。87年11月動了第二次手術，歷時約7小時，將之全部切除。數年後回檢，發現瘤復發為直徑為2公分左右，自此每半年追蹤，至93年10月時，長至直徑約3公分，排定於12月進行第3次手術，歷時3小時完成。
在家修養期間，邱建智透過蔡再相的介紹到台南「佑明協會」學習自我重建，剛去佑明時，有參加周六的歌唱班，到了七月，與小朋友一起上點字課，八月時，佑明開辦按摩訓練班，每周上課四天，上午皆為按摩，下午則分別為1天點字、1天定向行動、1天人體基礎，像是進入盲人世界的學校，一切從零開始。
他在佑明協會學了八個月後就到台北啟明學校考按摩執照，「要當按摩師嗎？」邱建智問自己，其實他不排斥，而且失明在家沒事作，按摩可以強健身體。考取按摩師執照後，他利用臺南市每周一次開放地下室讓廠商擺攤位的機會至市府擺攤位做半身按摩，之後，市府同意佑明在市府設置一固定店面做按摩，在佑明會館做成立說明會那一天，不小心從樓梯口失足跌倒至地下室，因用雙手支撐，卻因此傷了手腕，致使雙手無法施力，也因此中斷他的按摩之路。
「我後來自己想，是不是真的喜歡按摩？」答案是否定的，但該做什麼才好呢？他一直對英文有興趣，於是開始熟讀英文，而住在美國的表哥為他帶回一個盲用的英英電子辭典，另外他也聽英文的電視節目、英語教學廣播、ICRT等，並用錄音機錄起來。
後來蘇建銘醫師建議他接觸電腦，因為盲人要與明眼人溝通除了說話外，得用書面，而要正確的書寫，就得靠電腦了，他說較適合中途視障者的輸入法為無蝦米，而要使用無蝦米就得有電腦與語音報讀器，當時合用的即為淡江發展的語音箱（dos版），他想，學好它，將來寫報告就容易了，因為將來無論找到什麼工作，學會寫報告和英文應該是最基本的。
過不久蔡再相告訴他，台北有一個機會適合他，條件是會摸點字和寫讀後心得，那是勞委會外籍人士的諮詢服務，當天去考試才知道口試得用英文應答，但這些應試對他都不是問題，他考完幾天後就被通知到台北上班，時間是90年七月一日。
邱建智服務的單位是職訓局外勞作業組，負責接聽0800的英語專線，處理外勞、外籍教師或僱主的申訴和洽詢，為了熟悉菲勞口音，他常將來電留言一聽再聽，並試圖了解其意思，另外ICRT當時周六都有專為外勞開闢的廣播節目，他以此為自我訓練，如有需將外勞狀況通知地方勞工局或社會局時，再以傳真機電傳，不慍不火的處事態度，贏得不少信任。
「這個工作很有趣，剛開始很喜歡，中文是有邊讀邊，沒邊唸中間」，而外籍人士問的問題也可以大約歸納出幾點，一是薪資，二是休假，三是等等，如果他們口音實在太重而聽不懂，往以上三點猜幾乎八九不離十。幾個月後熟能生巧，他幾乎只要聽重點就可以回答，「那一陣子我的英文進步得非常快，下班後也以聽國外新聞如CNN、ICRT為主，生活很充實。」
不過這工作在一年之後他就失去興趣，上班很輕鬆，他曾打趣說，「以我的薪水來計算的話，平均一天十通電話一千塊，我每掛一通電話就有一百塊進帳了。」他回家也不需要再聽英文，生活越來越無聊，他開始思考下一種可能。
邱建智在機械所期間，因為經常幫外籍客戶辦理護照展延事宜，而和時任機械所人事主管黃經理認識；87、88年間，黃經理曾探望他，並釋出非常大的善意：「等你準備好了，隨時回來找我。」
92下半年他感覺自己已經準備好了，開始主動出擊。他上工研院的英文網站，將它翻譯成中文；再把自己的狀況分別用中、英文寫成兩篇報告，用email的方式傳給黃經理，證明自己的英文「還可以用」，時間是93年4月。
黃經理稱得上邱建智的貴人，當初失明，她協助他辦理退休，他才享有別人少有的福利。此次黃經理再度向他伸出援手，令邱建智十分感動。而過去黃經理對邱建智使用原文且用字精準的功力也印象深刻，再加上他敏銳的思維和技術背景，便先後安排他和創意中心主任以及企研處組長面談後，考量到他要重新融入工研院，需要一段適應過程，於是決定先從靜態的工作做起，讓他協助將國外網站關於科技發展趨勢和預測等資訊，也就是收集每個國家科技研發的資料，把相關的文章吸收消化之後作成中文摘要。
視障對他最大的障礙是，科技的產品很多是圖片顯示，不見得每個圖片都有文字解釋，有些數據是以拋物線的方式呈現，「我克服的方是就是附上（或複製）原圖片的檔案（或網址），因為如果轉成文字可能會失真。」
邱建智是工研院唯一的視障者，「剛開始和同事相處很彆扭」，他發現周圍的氛圍也不好，他們大部分都都沒有接觸過盲人，剛開始會遇到不友善的對待，當時他很介意，會難過幾個小時，後來釋懷了，他讀過一本書，裡面有一句話「別人怎麼想，你有必要在乎嗎？」
至於他的薪資，他不認為因為他的視障而有影響，現在的薪水則以當時退休時的薪資起跳，當然他也不認為自己的能力輸給別人。
對於視障畢業生找工作的建議，邱建智說，能力最重要，這能力包括操作電腦、定向行動，與食衣住行的自理等，這些是必備的條件。
其次，他個人認為如果英文好就更具競爭力，他認為在職場上會電腦的人很多，英文好就多一項強項，可以為自己加分且勝出。
「寫作能力也很重要，」他指的是寫一份報告或公文的能力，盲人的弱勢在錯別字，如果寫一篇文章很多錯別字對自己很不利，要避免寫錯別字，使用的輸入法很重要，他建議中途失明者使用無蝦米輸入法，這是避免寫錯別字的好方法，也是證明自己有獨當一面的能力。
得到工作後，他認為應該主動，如果視障者被動，交友範圍會越來越窄，「盲人要利用各種可能與別人互動。」
另外，要「夠努力，不要有混的想法」，因為視障者在先天的行動上就比較弱，走路也比較慢，「不要因為覺得自己弱勢就需要別人的幫助，如果自己夠努力而且表現出來別人看得到，可以贏得起碼的尊重，」如果只是想因為視障找個餬口的工作態度，混的結果不會有好下場。
邱建智工作的場所在新竹縣竹東鎮，離市區不近，地處偏僻，交通不便， 生活機能不好，在走路的範圍之內沒有便利商店，所以對於可能未來到別的縣市（不在台北，也離開父母的家）工作的視障者，他也有一些建言，「你要先評估對自己的食衣住行育樂能自給自足到什麼程度，『不求人』是很重要的，而且把 需要別人協助的地方降到最低。」這部分說難不難但說簡單絕對不簡單，就「行」 來說就很難突破。以工研院來說，範圍真的很大，他一開始是由一個同事帶他上 下班，熟悉主要環境的路線，初期同事也幫他買便當、麵包，如果是餐廳，同事就幫他打便當，他只要坐著就好，人都有惰性，覺得這樣被服務很好，後來同事才帶他如何走這動線，並預告他一年後要退休，要他自己來，此後的每一段路就是自己靠手杖打出來的。
至於對外的交通工具他也有自己的解決方式。他問我，「如果公車來了，怎麼辨別這一輛是要搭的車？司機又怎麼知道我要搭車？」就我所知，有很多視障者每一部車都舉手再上前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雖然很麻煩卻是一種方法。但他自創一種較安全的方式，就是請二嫂以A4的紙用麥克筆寫上欲搭的車種，拿去護背，避免淋濕。一般情況，當他站在站牌把A4護背的紙橫放在胸前時司機可以看見，若是他要搭的車，司機就會叫他上車；另外旁邊等車的乘客也看得到，經過一段時間的耕耘，他因此認識一些乘客，他們會主動告訴他——這是當初在台北搭公車的情形，「來新竹後，我也用這種方式。」邱建智的個性比較不鑽牛角尖，「如果我一直想自己看不到，這對我一點益處都沒有。」
採訪當天有個小插曲，當我隨著邱建智一步一步離開位於地下室的餐廳走到一樓時，發現該棟樓的大門自動鎖上了，時間是晚上八點。正確的說法是，身為工研院的員工應該每人都需要佩帶證件以刷卡方式行走於每一棟大樓間，而邱建智忘了帶證件，我們就被鎖在門內了。我當時唯一的方法是起身回餐廳找老闆求助，無奈回頭看，有兩三個往地下室的樓梯，我找比較可能的其中一個，但一下樓幾乎迷路，只好趕回一樓跟他會合，他說只有等運氣囉，運氣好的話會有其他員工進出，我們就得救了，此話一出，果然有個員工從樓上下來，我們因此脫困。
我陪著他回宿舍，涼風輕起，新竹的氣溫比台北低幾度，入夜後更加寧靜了。我問他有沒有女朋友，他說失明前有，治療時她也陪他，但他告訴她，可以找其他男朋友不要再等他了。話題一轉，他微笑的說她生了個可愛的女兒，他前一陣子還去看她呢，直誇小孩很可愛。
我問他會不會覺得現實很殘酷，一旦失明女友也沒了，他不同意這看法，「現在我就把她當自己的妹妹看待啦，妹妹生孩子我很替她高興啊！」我再問，「會覺得孤單一個人很悽涼嗎？」他說一點也不會。事實上失明之後他急於解決生活上的難題，每天思索的不外乎是一天行動中有哪些困難該怎麼克服——跟很多想獨立的中途失明者一樣。因此他對很多人介紹他時特別強調他是「台大研究所」畢業的不以為然，「我很少談自己的學歷，這不重要啊，怎麼過好生活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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