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玲，在美國擔任「定向行動」老師
文/陳芸英
在台灣視障圈，「黃子玲」是個陌生的名字；相信在美國也是。但黃子玲以她優異的定向行動能力，穿梭台美之間，不需要別人協助，她還曾在高雄教過半年的定向行動呢！
黃子玲在十五歲時，全家移民到美國科羅拉多州。但早在十歲她就被檢查出有「視網膜病變」的症狀，往後又發現有白內瘴等相關視力問題。上課時，她總是主動坐在最前面的位置，逐漸的，看書變得非常吃力，直到念大學連大字體都看不見了，她才發現事態嚴重，「我決定休學。」然而，視力一直成為她的壓力，腦海常反覆看不見可能出現的結果，「想到的都是負面印象，這讓我非常沮喪，我常問自己：看不到還能做什麼？」
後來她發現美國有很多視障機構，也有出版聲書，還有盲用電腦可以協助視障者，最重要的是有為盲人開辦的「訓練中心」，「我知道這訊息時非常高興，覺得自己有救了，開始在那兒學點字和定向行動。」她的定向行動老師用not vision（無視力）方法教學，因為他本身也是個是障者，對黃子玲來說，盲老師教定向行動更能說服視障生，這讓她更有信心，因為表示老師看不見都可以做到，學生一樣也可以。
此外，「訓練中心」還教日常生活自理，例如如何洗衣服、分辨衣服、煮飯、泡咖啡、買菜；她在那兒得到很多的驚喜，「我心想，真是太好了，我更有信心踏出去，那感覺彷彿已經重見光明。」
「訓練中心」讓她瞭解盲人可以作很多明眼人可以做的事，尤其很多看不見的視障朋友繼續在學校修課，「我可以嗎？可以像他們這樣繼續唸書嗎？」
於是她也修了兩堂課試試看，結果真的可以，「學完定向行動，我就回到大學把書唸完，立志將來畢業之後要進入盲人機構去幫助跟我有同樣遭遇的視障者。」黃子玲大學畢業後再修碩士學位，專攻「定向行動」。
幸運的是，美國很缺「定向行動」老師。黃子玲唸完碩士後參加檢定考試，獲得AER核發的「定向行動」執照，很多盲人相關單位都欣賞從這機構訓練檢定出來的「定向行動老師」，所以她投了三家履歷，這三家都表示希望她能過去，讓她有挑選工作的機會，「我一直希望到一個比較溫暖的地方教學，」但她的一位同學問她：「你教定向行動的目的是什麼？」她回答，「當然是為別人服務啊！」這同學說，「南達克他州（SOUTH DAKOTA，有四個總統相的地方）不僅缺人，而是根本沒有人要去；雖然氣溫冷，但你不是想為別人服務嗎？這是一個機會，你有機會改變他們的觀念，真正的幫助那兒的視障朋友……」這一席話打動了黃子玲。後來她也的確挑了比較偏僻的南達克他州一家盲人機構服務。
談到她的教學經驗，她露出燦爛的笑容，看得出她相當enjoy在工作上。「我的學生大部分是滿十八歲的成年人，以中途失明者居多，極少數為先天盲。先天盲的學生從以前唸書開始就由家長帶他們上學，無法自己走出來––總之，他們都沒有『定向行動』的概念；他們剛接受訓練時，常常連我的辦公室怎麼進來都不知道。」
她的教學先從「懇談」開始。她問學生未來的課程想學什麼？
她儘量為他們做心理建設，「你想做的事儘量告訴我，我來協助你完成；你們以前看得到的時候能做的事，現在看不到我也可以教你，讓你做得到極大部分的事。」
有個學生問她：「我還能開車嗎？」她說，「開車的確是極少數不能做的事，」但她接著問，「你想開車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為了從A點到B點？那麼我有辦法教你除了開車之外的方法，例如用走路的方式、搭公車、搭計程車、地下鐵、飛機……我可以告訴你每一個方法該怎麼做，你不見得需要開車才能到達目的地。」這番懇談讓大多數的學生對於「走出去」充滿自信。而她在教學過程中，每當學生學會一點就給予鼓勵，累積他們很多信心，設法讓他們跟明眼人一樣愉快的走出去。
她的教法主要是開發視覺之外的潛能，例如用觸覺、聽覺、嗅覺，甚至是「問問題的方式」，運用這些技巧去搜尋外界的資訊。
她回憶當初盲老師教她定向行動到最後驗收成果時的情景，「他開車載我們亂逛，最後把我們載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分不同點一一放下來，要我們只能提出一個問題找回家的路。」這算是一道考題。
她當時被丟到荒野上，但聽到有車子的聲音，就朝那個方向走，她沿著路邊找邊打手杖，結果她的手杖打到一個座位，她摸那座位是站牌亭子的座位，表示這裡有車子經過，她就在那兒等公車，車子一停，司機主動說這是什麼公車即將往哪裡，司機說的那個地方是往市中心的路，如果是市中心她就熟了，而她只能問一個問題，她就問司機，「這班車會停在市中心哪一條街上？」結果她如願找到回家的路。
據她所知，有的同學是問「你的住址是什麼？」以此作為判斷的依據，因為他想以單數、雙數來判斷所在位置；但無論如何，老師考試的用意是讓學生知道，如果你用一個問題找不到回家的路，表示有待加強，定向行動並不好。所以思考怎麼問問題也是老師教的重點；她的學生在這方面很強，那麼剩下的只是建立自信心而已。
她的教學都從室內開始，室內比較容易，從室內一步一步往外走。對於還有一點「剩餘」視力的學生她會說，「那是你的優勢，不過，也是因為那『剩餘』的視力不可靠你才要學定向行動，所以學習時，你可不可以先暫時把那『剩餘』的視力放一旁，暫時不用，這麼一來，你的耳朵就會豎起來了，潛能也會被激發出來，例如聽到有人交談的聲音，表示走到那兒可以問到人；聽到車聲，可以判斷那個地方可能是馬路；走在十字路口，當車流聲音跟你平行，表示綠燈，因為車可以走你也可以走……這些都是判斷的方法；如果這些都會了，那麼你還有一點的『剩餘』視力，那就是『加分』了；也就是，你連看不到都能做到，那你還有的『剩餘』視力就是多出來的，會讓你更棒。」她在教手杖的運用時說，「用手杖可以找到正確的路；路，掌握在自己手裡。」用這些方法不斷加強學生的自信心。
說到「自信心」，黃子玲轉個彎講到發生在她身上關於明眼人讓座的問題。她說，有些明眼人搭車會讓座給視障者，「我告訴學生，我們出問題的地方在視力，不在雙腳，所以不需要別人讓座！」她遇過幾次別人讓她坐，她就說「不用，我可以自己找位置，」同時問，「這附近有位置嗎？」有一次他們說後面第三排有，她自己有手杖，打到第三排就找到位置了，「我還曾聽到人家說，唉呀，你行動不方便，這讓你坐？」她立刻反駁，「我行動很方便啊，我不方便的是視力，不是行動，我腳方便得很，你只要告訴我在哪裡有位置就行啦！」
曾有人問她在台灣教會不會比較困難？黃子玲說，都一樣，不論在哪哩，視障者不外乎都運用視覺以外的方式解決問題。她談起一次回台借助在北投阿姨家的事。有一天出門因為天氣很熱，她想吃點冰豆花，她知道附近某個轉角有一家豆花店，她走到附近先問其中一家，那一家告訴她往前走就是了，走著走著她聽到一家ㄔㄨㄚ‵冰的機器聲，她猜可能就是這裡，便上前問，「這裡是賣什麼的？」對方說，「有豆花、四果冰……」她要的答案老闆第一個就說出來了，她就直接走進去找位置了。
她岔開話題說，視障者問問題是一種技巧，最好不要問讓對方回答「是」或「不是」的答案，因為這種提問方式得問很多問題才要得到你要的答案。如果她問，「這裡是不是賣ㄔㄨㄚ‵冰？」就得不到有賣豆花的答案，而她問「這裡賣什麼？」答案就很豐富了。
她舉這道理說明不管在哪哩，視障者都得善用自己的眼睛之外的器官和判斷解決問題；反而是台灣人口稠密，隨時都問得到人，不像美國，有些地方根本沒人。
她再舉一個例子，她在美國曾去一個地方，她得知那一帶白天人很少，所以問的問題就很仔細，也請對方給予具體的建議，對方說她家門口有個放牛奶的盒子，「那就是我家了」。她走到那一帶不確定這條街名對不對，只好等人問，過不久她聽到一部車子停下來的聲音，於是上前問，確定街名沒錯之後，對方問她要找的地址，並指示她繼續往前走，直到她摸到放牛奶的盒子才終於找到對方。
所以她在教定向行動時，都會提醒學生注意幾件事：一是，你目前所在的位置在哪裡？二是，你要去哪裡？那個地方你熟不熟？如果不熟是不是應該先做功課？例如打電話給對方請她提示具體的idea，因為對方一定知道怎麼去最容易。
對於目前正在找工作的台灣視障畢業生，黃子玲提供一個思考角度，她說，早在念研究所時她就認為教定向行動這份工作適合她，因為她的個性不喜歡坐在辦公室內，但也不喜歡在外面從事勞力的工作，「定向行動」正好符合她的需求。這意思是，視障生不妨先確認自己的志向，再往志向這條路找工作。而你會找怎樣的工作一定代表你有這份熱忱，所以應該要在你喜歡的領域裡不斷吸收知識，讓自己成為其中的佼佼者。
她反問，「如果你（視障生）跟一位明眼人一起競爭這份工作，你怎麼說服老闆錄用你而不錄用那位明眼人？所以你的能力一定要比明眼人好，如果你能力強，一定可以把明眼人比下去，這一點無庸置疑。」另外她以自己應徵時說的一段話提供給視障生參考，「我說，我是一位視障者，能找到這份工作已經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會珍惜，會忠實這份工作，賣力的為這公司服務，」這是她當初在美國說服該機構主管的地方，她也提供給視障生，希望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愛又優於別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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